因事到普侨区去，当地的朋友希望我推介一下花古岩。我没有推辞，因为几年间往返这处僧寮多次，其间若干现象至今没有悟透，解读这谜一样的古迹也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意愿。

　　揭阳虽处僻地，但自唐代以来，佛教活动一直非常活跃，“精蓝香宇刹竿相望，方袍秃顶之徒举袂成帷”。在各个特殊时期，“半路出家”的僧侣，与职业化且倾向“人间佛教”的世俗化的和尚不同，他们大都隐居深山大壑的洞穴念佛潜修，并把这类藏修之所称之为“岩”。在揭阳各县、市、区的山里，这种“岩”比比皆是，从这些“岩”的罅隙透视过去，一系列黑暗、动荡年代的阴影幢幢晃动。

　　位于普侨区后寮村后麒麟山西峰的花古岩应是同一类型文化遗存。到了清乾隆时代，这一个地区叫作垾塘埔（据县志记载）。考诸本义，垾为小堤，埔为低丘，意即这一带是山塘丘陵相间的地形。两百年过去，形象依然，没有出现陵谷变迁的情况。原生态保存良好，在粤东“浅山”中罕见，体现于山上至今布满每株高达二三丈，一时叫不出名字的乔木；乔木之间，是星罗棋布的嶙峋巨石，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原创，而未经人工斧凿。换句话来说，花古岩是原始森林中的佛界梵域，在粤东，乃至广东，这几乎是唯一的。而古木凌云，松风萝月，就成了它的最大特色。

　　说老实话，花古岩的“花古”两字原义不可考。也许是昔时岩之周围有着僧家心宜的木莲生长之故。因为据我所知，国内许多带“花”字的岩、寺，都与木莲有关。泉州开元寺，现时仍以一株千年木莲标榜。至于“古”字，当与“新”相对才能出现。经考察，在过去与普侨区同属普宁的洪山上，曾有一座华岩寺，是南宋旧物，其后有僧人于岩侧另建慧花岩，别称新庵。华岩是否花古岩的“别院”？便成了一个可以联想的问题，倘如这一关系构成，则花古岩最迟是北宋以前的僧寮。

　　由“花古岩”三个字，我很自然又想到《华古小隐》这首宋末元初时人陈文瑶所作的七绝：古洞云深石径幽，寒泉漱玉涧中流。

　　闲来试放逋翁鹤，刷羽千峰独唳秋。

　　这位陈文瑶先生在另一首诗歌中更有“秦皇空有坑儒计，不及岩泉打坐人”的句子。十多年前，陈永正先生在其《岭南文学史》中，对陈文瑶的这类诗歌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融注了诗人对于元代乱世的深慨”。

　　诚然，有人认为诗中的华古岩在黄冈山上（像主编《潮州诗萃》的温廷敬先生就持这样的观点）。黄冈山在今惠来县仙庵境内，南宋初年曾设有驿站，南宋太尉曹勋有诗咏之，敝编《潮州宋诗三百首》有录；也有人认为，华古岩又称“石穴洞天”。是否这样？则有等进一步考辨，因为黄冈山无存遗迹。我关注的是，在古代，“华”与“花”常常假借互通，华古岩是否后来的花古岩？不是不能触摸的议题。因为，陈文瑶两首以石穴隐居为题材的诗歌，从环境描写可见并非一个地点，而应是一在海滨，一在山内。也许，这位给揭阳地区写出传世之作的古代诗人，曾经先后幽居过两处不同地域的岩洞也说不定。这个假设如果成立，则陈文瑶笔下的华古岩，就是如今后寮麒麟山的花古岩，进而又可论定：花古岩是揭阳元初诗歌的渊薮，这又是它的另一个最大的特色。

　　幽岑青出，林杪弥望，川原如在襟带间，再加烟萝蔽日，鸟道盘空，这便是“幽”的景致。乾隆《普宁县志·山川》称花古岩富于“幽趣，亦净土中之佳者”，应被认为是有见识的定位。

　　而花古岩脚下沟壑处，八十年代已发现有春秋时期遗址。三千多年前，作为榕江源的一个片区，锥髫纹身，但聪明智慧的越族先人已在这里启扣山林，积淀下一万多平方米的文化标本层，这一遗存使花古岩的历史更为深远，可以驰骋与开发的文化空间更为广阔。

　　原生态、原始化与原创性，从土地、文化资源的任何一个角度去审视，花古岩都是得天独厚的一块宝地。虽然对它的认知，恐怕还要一个不太短暂的过程，但它的后发优势也正寄托在这幽邃的自然环境与扑朔迷离谜一样的历史进程中。一切都有待抽丝剥茧地解读，而解读的结论又可能是朦胧而隐晦的，像一个玄虚的哲学原理，像一首意象重叠的朦胧诗歌。

　　这就是独有的时空美趣，而阐析这美趣真谛的，则是时空美学。

　　花古岩迟早是要重光的，开发者要在上述这些方面下些功夫，这才能够挖掘出它的真正价值和不可预测的附加值，千万不能像有些地方的胡开乱造，对有限资源造成损毁与浪费。

　　（编辑：李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