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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曹操晚年忙着干何事错过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

时间: 2017年03月10日  来源:人民网  作者: 姜夏

  

曹操画像 资料图

  曹操二十余岁时于征讨黄巾军起家,以为国家讨贼立功为本愿,从此纵横马上近四十年,几乎无一岁不出征,可惜终究未能一统江山。

  若论原因,最直接是看军事,击败袁绍后,曹操至少有两次统一天下的机会──赤壁以及汉中之役。其中赤壁之战前夕是他最接近统一的时刻。当时北方初定,荆州投降。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刘备一路逃亡,只剩下江东政权摇摆不定。从曹操写给孙权的信来看,他颇有已视江东为囊中之物的自大。

  但实际上他在收服荆州之后马上攻打江东,已是因冒进而失策。贾诩也劝他:“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而曹操之所以不听而冒进,一是他以孙权为孺子,低估了江东的决心和能力。未料孙权野心不比袁绍等人小,鲁肃曾当众对孙权说:“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孙权大笑,可见他早不讳言自己的称帝野心,又怎会轻易投降。刘琮之降承自刘表的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而孙家父子兄弟都是极力开拓、野心勃勃之人,曹操未免想得太简单。

  二是他低估了刘备。刘备与他交手多年,向来被动,以走为上。但建安十三年的刘备已今非昔比,诸葛亮不仅能说服孙权抗曹,还能与之订立平等的外交联盟。后一点尤为重要,保证了刘备不像过去那样只能成为地方军阀的附庸,而拥有了争夺自己地盘的资格。刘备本已到穷途末路,却突然反败为胜,占据荆襄,联合孙权,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础。如果没有刘备的参与和定盟,曹操只面对孙权一个强敌,赤壁即便失败,后或可再度找到机会取胜,然而当三股力量彼此牵扯互相制约时,要打破平衡就殊为不易。如建安二十年本来孙刘两家就快为了荆州大打出手,张鲁一投降曹操,两家马上划分了势力范围,掉转枪口。刘备回师蜀中,而孙权以十万兵进攻合肥。曹操后来专门赠送名贵的鸡舌香五斤给诸葛亮,“以表微意”。这时候想到来挖墙角,显然已经晚了。谁让他当年煮酒论英雄时没除去刘备,留下后患无穷。

  赤壁之战后,曹操损失的数十万士兵(大部分是他的精锐青州兵)一时难以恢复,而马超、韩遂甚至趁机占领了潼关以西,他对北方的统治已经出现危机,亟需修补,无暇他顾,只能坐视刘备蚕食荆州挥师益州。此后他的战争性质已从扩张的统一之战转变为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三家拉锯战开始形成。

  与刘备的汉中之战,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张鲁投降本是一个极有利的契机,曹操可以选择继续挥师入蜀,如司马懿所建议,刘备初得益州,根基不稳,曹操若借得汉中之势图西川,对方“势必瓦解”。而曹操答之以名言“既得陇,复望蜀乎”。曹操当然有其考虑,可能是受了赤壁时长线作战的教训,也不再寄希望于敌人自动瓦解。何况当时刘备已从荆州赶回,孙权也有可能犯境。年过六旬的他选择保险的做法,想凭借中原的富足徐图。孰料四年后汉中反为刘备攻占,失去汉中的第二年曹操即死去。

  这四年间为何曹操没有动作反而导致前功尽弃?不妨从曹操的朝堂上找找原因。以建安十八年曹操称魏公、如萧何故事为标志,曹操后期活动的重心更多地偏向了政治。他早年虽尽力勤王,并无不臣之心,但汉祚倾颓之无法挽回有目共睹。就算他自己有顾忌,群下出于自己的名位考虑,也多有劝进之心。而随着曹操年龄渐老,为子孙计,他亦不能不为代汉铺路。

  翻开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后,几乎每年都有天子对曹操超规格的册封和晋位记录,可以想见这背后复杂的正统之争和政治程序。与此相对应的是愈渐单薄的军事记录,到建安二十五年,比较大的军事行动只有平陇西凉州以及夺汉中两起,其中汉中得而复失。而两次征讨孙权都在有利情况下草草结束,究其始末,第一次回去后曹操登位魏公,第二次受了献帝赐予的天子旌旗。其中是否有关联?

  因称魏公之事,曹操还失去了最重要的谋士荀彧,这也多少影响了他的军事决策。荀彧当年力劝曹操迎汉帝至许都,目的却是希望曹操藉此“奉主上、秉至公、扶弘义”,扶保汉室是他的原则,他也为之而死。跟随曹操多年,忠心耿耿屡建功勋的荀彧尚且如此,曹操所能感受到的政治压力可见一斑。

  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曹操带来政治资本的作用,恐怕远远小于它所带来的政治压力。虽然毛玠劝曹操说“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但事实上建安元年曹操迎奉天子后,面对的形势是“袁绍内怀不服……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这还仅是中原一地,少数民族尚有乌桓鲜卑西凉,各地军阀尚有刘表张鲁孙策等人,未见一人因曹操占据中央而归附。而曹操几个最为得力的股肱谋士与猛将,也很少是因为响应朝廷征辟而来到他门下的。无论是吸引人才,还是攻城掠地扩大势力范围,用吕思勉的话说,都是靠他“政治清明,善于用兵”。

  反过来,既然是迎奉天子,那曹操就等于将汉室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成为众矢之的。一边周瑜骂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一边荀彧还满心期待他重振汉纲。之前统一过中国的三位皇帝,无一人面临过如此复杂而矛盾的政治处境和法理难题。随着曹操权势的增大,政敌也越来越多,他不得不腾出手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进献三个女儿、杀伏皇后一家、诛孔融,如何平衡汉朝与自身的关系,耗费了曹操的许多精力。比较两个对手:江东在赤壁战后便不以朝廷为顾忌,刘备以正统自居,两家几乎没有内部斗争,故可一致对外,巩固自身。

  士族对曹操的抵制也不容小觑。陈寅恪在《崔浩与寇谦之》中说,曹操的政权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曹操出身士族最为歧视的宦官家庭,又以军功起家,用人唯才是举,不信天命,厉行法制,抑制兼并,每一条都与士族观念背道而驰。荀彧之死,也与他的士族背景有关。直到曹操死后,曹丕任用陈群实行九品中正制,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声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官职,这才真正消除了士族的疑虑,交换来他们对曹丕代汉的认同。故而在曹操有生之年,他对全国的士族集团始终没有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虽然中原士族集团鉴于乡土与正统观念多有归附,但地方上如荆襄、益州、江东集团,便不大买它的账了。反观刘备与孙权政权,都得到士族集团强有力的支持。诸葛亮本身出自琅琊士族,又与荆襄士族多有联姻,刘备作为外来者,在荆襄地位的稳固,很大程度上仰仗于诸葛亮、庞统、马良等当地士族的支持,顿时翻身,与前期狼奔豕突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内部问题操心操肺,而孙刘皆为人杰非一时能攘除。曹操在这三人中年纪最大,就算天假以年,只怕他无心也无力统一了。(《私家历史》第1辑)

(编辑:孙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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