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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受降旧址全国仅存4个汕头占一

时间: 2017年03月17日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 许端阳

  71年前的9月28日,日军在此签下降约。许端阳 摄

  71年前的9月28日,在汕头外马路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汕头作为中国战区16个接受日军投降的地点之一,接受了日军代表的投降。这不仅标志着潮汕地区抗战的胜利,更是当时第7战区的胜利。汕头因此见证了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刻。

  71年后的今天,已经鲜有人提起这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往事,以及这个值得所有汕头人铭记的日子。作为当年受降最直接的见证,日军投降处那栋三层建筑而今仍屹立在外马路131号上,很多路过的市民却并不知道这段历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曾经设立的受降处遗址,目前也仅剩下芷江、武汉、广州和汕头四处。汕头市政协曾呼吁保护包括抗战受降处在内的四处建筑,如今另外三处已有相关保护措施。对于这处建筑的保护工作,也得到了汕头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多次协调占用这一建筑的单位的腾退清理工作。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结束汕埠噩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让其负责接受日军投降事宜;8月26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指定日军投降代表和中方受降主官,确定受降地点。

  据原汕头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黄羡章介绍,在16个受降区中,汕头为第3受降区,日方投降代表为侵华驻粤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我方受降主官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

  在日军投降之前的六年间,侵略阴影一直笼罩在汕头上空。据广东文史馆馆员陈汉初介绍,在一早控制广州后,日军为“封锁我沿海各口岸,断绝国外接济”,实施将时为广东省第二大港汕头变为控制香港、东南亚的战略要地的计划,从1937年8月31日开始,不断派军机侵入潮汕上空侦察,轰炸潮汕城镇,日军舰也频繁袭扰海面的商船和渔船。1938年6月21日,日海军陆战队在海空力量的配合下占领了南澳岛。潮汕驻军和抗日民众组织的义勇军渡海抗击日军,于7月16日收复南澳。7月底,日军又重占南澳岛。

  1939年6月6日,日军下达了攻占汕头市和潮州城的命令。6月22日早,汕头全市陷入敌手。27日,日军占领潮州;29日,再占澄海县城。至此,韩江、榕江、练江出海口全被日军控制。从1940年至1943年,侵占潮汕的日军对潮汕腹地采取蚕食战术,一村一镇,步步进逼。至1943年底,海陆丰和汕尾,潮阳县城及华阳、桑田、海门、和平,揭阳的大井、南陇、双港、钱冈一线,潮安的官塘、铁铺、溪口,澄海县全境,饶平县的隆都、柘林、海山等沿海地区,均沦为敌占区。1944年至1945年,日军垂死挣扎,揭阳榕城、普宁、惠来等地也相继陷落。

  日军占领潮汕后,大肆烧杀掳掠,惨无人道,直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汕头的噩梦才开始解除。

  当年向汕头受降处投降的日军有多少呢?据黄羡章统计,当年,驻曲江、潮汕以及海陆丰地区的日军是第130师团、104师团和潮汕支队,计有第130师团炮兵大队(队长后藤),旅团长兼潮汕警备司令官小野修所属部队;第94旅团独立步兵第281大队(大队长田中英二)和第621大队(大队长村重五一);潮汕支队是日军驻扎在潮汕的一支具有临时性质的部队,其兵员是从其他部队抽调编成,在潮汕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任务结束后番号取消,兵员归入原部队建制。由于当年“潮汕支队”继续在广东承担侵略战争任务,故未归建,因而统计在投降单位之内。汕头受降区向我方投降的日军官兵共计4460名。

  与抗战有关的忠烈祠已被辟为潮汕抗日战争纪念馆,有专家建议将汕头抗战受降处纳入抗战纪念馆序列。

  许端阳 摄

  1945年9月29日的《岭东民国日报》报道了当年日军在汕头签约投降的经过。受访者供图

  史海钩沉:老报纸记载当年受降现场

  71年前的受降仪式在如今外马路131号的一处三层建筑中进行。当时,这栋建筑被命名为“潮汕前进指挥所”。近日,一份1945年9月29日的《岭东民国日报》被发现,可以看到其中一个版面头条报道了以《日军田中代表昨天签降》为题的新闻,描述了当时受降的场景。

  陈汉初对报道进行研究,加上其他资料的佐证,为记者还原了当时的情形。

  当年,中日双方的主官均派代表来到汕头。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派的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和闽粤边区司令部司令欧阳驹,两人任国民政府“潮汕前进指挥所”正副主任。委任徐景唐为第三受降区受降长官,负责主持受降事宜。此外代表中方出席的还有汕头市市长谭葆寿,汤毅生副主任暨美军卢上校。各机关代表有前左地区指挥官张我东、澄海县长林象盛、刘定参谋长,指挥所朱丽泉高参、夏蕃高参等。媒体代表有来宾中央社记者叶耐冰、汕头美国新闻处沈茹甘、汕报记者李君、岭东民国日报社长陈特向、汕头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陈伟烈、主任陈松年、中央通讯社汕头分社社长沈之敬等共数十人。日方代表为受日军“南支那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委派的日军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少野修少将、山冈中校及佐濑少校。

  28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第3受降区在汕头“潮汕前进指挥所”二楼大会客厅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会场布置“庄严而幽雅”,上挂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中挂孙中山遗像,厅中央摆长方形长桌,两旁摆放数瓶鲜花。

  据陈汉初还原,当时的仪式为投降日军代表富田直亮首先向中方受降代表徐景唐中将致敬,接着向徐中将报告其身份,说:“奉日军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之命,代表前来汕头,向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上将投降,并受领一切命令。”

  徐景唐中将答:“本人以第七战区汕头前进指挥所主任之地位,代表余司令长官接受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之投降。”

  接着徐中将向田中久一颁布《第一号命令》,富田直亮接受了命令,并表示转田中久一“切实遵行”。

  有趣的是,在当时的报道中,对富田直亮签署投降书时的描写用了“濡笔良久”一词,然后才“很沉静地签署”。陈汉初认为这一幕代表了日军精神支撑上的空虚与心灵的弱小。

  富田直亮向徐景唐中将行告别礼。受降仪式在美军卢上校与徐中将握手道贺声中结束。

  在现场,国民党63军168师“张师长泽深手携影相机不断地拍照”。可惜在当时的报道中未能见到图片,而在档案部门也未有发现当时的照片留存。

  受降仪式结束后,“潮汕前进指挥所”在汕头礐石设立“日军收容所”,闽粤赣边总司令部副官处长杨瑞云任所长,下设沙浦、达濠、澳头三个分所,麦秀、刘有长、何介眉分任分社长。日军缴械后,武装、弹药封存,放下武装的人员分别开赴收容所集中收容管理。驻汕日侨在礐光中学的“日侨集中营”集中。

  重现荣光:保护受降处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了解了这么一段鲜活的历史之后,记者不禁对受降处的现状产生了兴趣,听闻目前受降处仍在使用,记者前往一探究竟。

  记者在现场发现,外马路131号仍保留着三层建筑的样式,外墙已经翻修一新,但是大门紧闭。门上挂有两块牌匾,有“汕头市晨星公益慈善与服务中心”等单位的字样。

  记者随机询问几位不同年龄段的路人,仅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伯告诉记者:“听说这里是原来接受日军投降的地方。”

  近年来,保护受降处、重现这段光荣史的民间呼声越来越高。

  据了解,2013年的汕头市“两会”上,汕头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便提出《关于保护四处建筑,留住汕头三段辉煌历史遗迹的建议》,被列为当年市政协重点提案,其中呼吁保护的四处建筑为桂园、红色交通站、忠烈祠及这处抗战受降处。目前,桂园已被纳入“十个历史文物修缮”项目进行修缮,红色交通站也已经出书并正在拍摄电视连续剧,忠烈祠也在一年前改为“潮汕抗日战争纪念馆”。

  2014年,汕头市“两会”也有提出《关于将外马路131号大楼原抗战受降处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提案》,明确建议将该大楼申报为市级文物单位,并在大楼门口挂牌公示。

  据该提案的提出者陈郴介绍,外马路131号始建于1894年,最早曾是洋行商会的“国际俱乐部”,二楼可放映电影,楼后有一露天舞池,是过去上流社会的娱乐场所;1939年汕头沦陷时曾为日本东亚会馆,解放后先后作为多个机关单位的办公场所,当时已经改变了内部格局。

  “当年受降的遗址,留存至今的只有四处,其余的多数拆除或者倒塌。这四处实在难能可贵,是抗战胜利的重要见证。”陈郴说道。

  他认为,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应当将这里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在建筑外部竖牌立碑,以告知市民这段历史,同时可在内部开设蜡像馆,模拟当年受降场景,并将这处抗战受降处纳入潮汕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序列之中。

  “从正面来说,这处抗战受降处是全国抗战胜利最重要的见证之一;从侧面而言,证明了汕头是华南地区抗战中的重要港口。”谈起抗战受降处,黄羡章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广州沦陷后的一段时间内,汕头成为中国政府接受东南亚物资捐赠的主要输入地,这也是当时会选择汕头作为受降处的原因之一。而直至目前,全国仍没有一处抗战受降处专题展览馆,汕头有这个条件成为全国首个。”

  “这处建筑现在被其他单位占用,只有市政府来协调腾退,才能够让整个建筑的保护工作顺利开展。”一位关注这一建筑现状的学者说。

  承办该提案的汕头市文广新局文物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时曾经组织过省专家组对抗战受降处进行现场考察论证,专家认为建筑主体结构保持尚完整,由于经多次维修和内部装修,建筑装饰和内部结构已基本改变,建筑本体原真性受到较大的破坏。专家组建议保存现有主体结构,作为历史建筑加以保护。但是历史建筑的认定需要向规划部门申报。如果想要申报为文保单位的话,申报也需要征得现使用权人的同意。

  全国仅存四处受降处 均未设立专题展览馆

  ■链接

  中国战区共有16处地方接受日军签字投降,除一处在越南河内外,目前中国境内共有十五处。因种种原因,保存至今的只有广州、芷江、武汉、汕头四处。那么,另外三处抗战受降处现状如何?据记者了解,这三处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保护,但均没有设立专题展览馆,仅有武汉受降处曾举办《抗战史料陈列展览》。

  广州

  中山纪念堂见证日军投降

  1945年9月16日,被日伪占据了7年之久的广州市中山纪念堂见证了日军的签字投降。接受日军投降的是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签下降约的是有“华南之虎”称号的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

  时至今日,这座建于1931年的中山纪念堂主要用途仍是用于纪念孙中山,但如果观众足够细心的话,在孙中山与中山堂的图片展之中仍可找到纪念堂在抗战期间遭日军轰炸和胜利后作为华南侵华日军签降地点的历史照片。在大堂中央舞台后壁正中刻有孙中山浮雕头像和总理遗嘱的石碑前,就立着一块“见证受降”的图文指示牌,讲述着当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在1945年10月10日上午,中山纪念堂还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并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

  芷江

  数处地方记载受降记忆

  位于湖南西部的小镇芷江,虽然知名度不高,严格意义上也不是16处中国战区投降处之一,但是因为1945年8月21日下午在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中日双方商洽受降细节,史称“芷江受降”,所以这里也成为了日军投降的重要见证。

  在这里,有数处地方记载着抗战受降记忆,如受降纪念坊、受降堂等,还有纪念美国对抗战期间我空军援助的飞虎队纪念馆。受降纪念坊建于1946年2月,是全球六座凯旋门之一,领额是蒋介石所题的“震古铄今”四个大字。立柱上分别题写两副对联,中间一副是蒋介石所题的“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侧联是李宗仁题的“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

  武汉

  按当年样式修复受降堂

  在武汉汉口中山公园的西北角,有一处受降堂。1945年9月18日下午,国民党华中地区总受降官孙蔚如身着戎装,偕同副司令长官郭忏、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玖、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以及美军军官等各界代表88人在此处接受或见证了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参谋长中山贞武少将、福栖静岛大佐、岗田芳政大佐、清水勖之大佐4人的投降。

  2000年,中山公园管理处将此处按照当年样式修复受降堂,并在其中举办《抗战史料陈列展览》,展览共收集300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40多件实物,其中包括了孙蔚如手书的1.8米高的受降纪念碑。

  (编辑:陈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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