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在周代，就有疾疫的记载了。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天，“齐大灾”，这次“大灾”，按《公羊传》的解释，就是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根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上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古代发生疾疫的次数分别是：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的人数看，程度最为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汴京大疫，五十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再是数”（《金史·哀宗纪》）。古代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可见一斑。

　　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古人是不是束手无策，一点措施也没有呢？当然不是！尽管那时的生产力极为低下，但人们还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进行治疗和预防，杜绝疾疫的蔓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在公共卫生上下力气，清除疾疫生长的温床。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朱文公文集》里还记载了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知隆兴府时，带领民众治理沟渠的情况。“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与现在一样，一旦发现疫情，立即隔离。《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南北朝以后，这种隔离政策，一直是一个制度，《南朝齐会要·民政》上就说，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就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当然，由于那时人们对疫情的认识不深，对隔离制度有看法也是难免的。如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那时的人讥讽为“不仁”。

　　财政上，政府也会拨入专项资金用于购买防疫药物。比如宋真宗景德三年，朝廷就拨付各州五十贯钱用于购买防疫药物；宋仁宗时又把各州防疫的药钱增加到二百贯，以后这也成为一种制度一直延续。针对军队中人数众多等容易发生瘟疫的地方，宋朝政府还派专使和医博士在群众中宣传防疫知识，并要求按时服用防疫药物。京师和地方药局，都要配置防疾疫的药物，以方便人们购买服用。

　　对已经患上疾疫的病人，政府也采取多种渠道加以救治。还以宋朝为例吧，宋太宗时，京城发生瘟疫，太宗就命选派良医十人去诊视病人；高宗时，临安发生瘟疫，高宗拿出柴胡制药，“救活者甚众”；孝宗淳熙十四年，临安又一次发生瘟疫，和剂局就制成防疫汤药，免费发放，救治百姓。在资金的运用上，除了政府拨款外，宋政府还提倡商人捐资救助和动员民间力量，劝谕富有人家施医舍药，多头齐下，消灭疾疫。   

　　（编辑：陈悦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