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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之十六:许登庸
发布时间: 2020-06-30 来源: 揭阳新闻网 作者: 记者 蔡逸龙

许登庸故居。阿 龙 摄


小书斋。阿 龙 摄

许登庸故居位置图。阿 龙  制图

《太原县志》上许登庸履历。阿 龙 截图

清嘉庆《澄海县志》上许登庸中举人履历。阿 龙 截图

清嘉庆《澄海县志》上许登庸中进士履历。阿 龙 截图


清乾隆《揭阳县志》上许登庸传。阿 龙 截图

方厝前河边的石马槽。阿 龙 摄


  走出西马街道北市社区状元巷,巷口东侧有一处已有300年历史的宅院——进士第,它的主人,是清代的进士许登庸,一位从揭阳县城走出去,以澄海县学学籍中了举人、进士,在山西太原任知县,晚年又回到揭阳教书育人的先贤。


  古屋曾住过赫赫有名的知县


  2020年6月16日,我们“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采访组在我市著名学者、地方历史文化专家彭妙艳老师的陪同下来到这个位于方厝前河北岸,坐北朝南的“进士第”采访,却见陈旧的大院门口,铁门紧锁,里面无人应答。


  彭老师介绍说,进士第是清康熙年间进士许登庸所建。许登庸曾任山西太原知县,晚年回揭阳县城居住,在自己的宅院里办学教育许氏后人及附近学生,因而他的府第又被称为“大书斋许”,如今“大书斋”已成为状元巷至虎头宫之间这段临方厝前河小巷的标准地名。而状元巷过方厝前河至鼎甲巷的小桥,也被命名为“书斋许桥”。


  进士第是潮汕“四点金”建筑格局,在东西两房外各附建有一小巷,我们走进西小巷,向里头的两户住家打听许氏后人,但一户是租住于此的,另一户则是借住岳家的,均不了解许氏情况。


  9天后的6月25日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都有祭祀先人的习俗,我们再一次来到进士第,果然见到正在烧纸祭祖的一家人。


  今年68岁的王宏建正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女给先祖烧香。他的母亲是许氏后人,他兄弟两人,大哥就姓了母亲的姓,他则姓了父亲的姓。老王说,母亲先祖的事他知道得不多,但从小,他就知道宅院是当官的祖宗建的,老祖宗每次返乡,都骑着马,家里也常有远方骑着马来做客的客人,因此,家门口有一大口石马槽,是专门给马儿用的。这马槽后来被丢弃在河边,至今仍躺在河边上,而拴马的石栏,以前还在靠近书斋许桥的河边见到,但这段时间已经没见到了,估计是被人搬走了。


  我们来到河边,只见这口石马槽倒扣在方厝前河岸上,虽然已经没有马儿用到它了,300载的风雨侵袭也未曾让它有太多的腐蚀,但它和一些废弃的石板石柱儿,却成为历史的印证:大户人家门口特有的那种石器摆设。


  许登庸与林德镛民间故事的讹传


  许登庸的进士第与林德镛的武状元府相邻,两人名字读音相近,有关这两人的民间故事300年来就流传不少,有个传说,不单流传于揭阳市区,还流传至揭西县一带,甚至流传至潮汕地区,说原来是许登庸要上京考试,因为身体不适,就找林德镛代替,结果,林德镛就冒名顶替许登庸应试,最终获取武状元。近期网上还有一帖,更以“广东第一位武状元,成为状元全因为欺君”赫然为题,把林德镛应试登第写得极具传奇和偶然色彩。


  我们在本系列的上一站《状元巷:名起武状元,绵延三百秋》就舍弃了这个传说,因为我们注意到两人的及第,以及两座府第的建造都是前后有序的,而上面的传说,就颠倒了这个次序,使传说改变了历史,当不足为取。


  据清乾隆《揭阳县志》人物传载:“许登庸,字揆叙,号萍川,在城人。举康熙己卯第八人,出英德令田从典门,乙未成进士,选授太原令。”康熙己卯年为三十八年(1699),乙未年为五十四年(1715),这就是说,许登庸中举人在1699年,中进士在16年后的1715年。而林德镛却是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中武举人第2名,六十年(1721)中武状元。


  对于状元和进士的关系,曾著作过《揭阳进士》一书的彭妙艳老师解释说,状元其实也是进士,是进士中的第一名。许登庸中举人中进士都在林德镛之前,许都已经是进士了,又怎么会因所谓得病而请林代为应试呢?再者,许考取的是文举,林考取的是武举,两者并不一样。


  许登庸在成为进士之后建造了进士第,6年之后,林德镛中武状元后建造武状元府,宅位便选取于进士第之西北侧。


  彭老师说,许登庸和林德镛都是揭阳在城同一时代的人,许年长于林,两座府第又相互毗邻。两人都为揭阳文化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传说可以附带传奇故事色彩,却不可篡改历史。不然,只会添乱和误导后人。


  许登庸是澄海人还是揭阳人?


  许登庸在中进士后,于11年后的雍正四年(1726)被任为山西省太原府太原县知县。然而诡异的是,我们在《山西通志》卷八十一职官九太原府太原县查到了许登庸的任职履历:“许登庸:广东澄海人,乙未进士,雍正四年任。”


  许登庸居然是澄海人!


  我们又在《广东通志》卷三十五选举志五文武分编进士中又查到:“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徐陶璋榜:许登庸,澄海人,知县。”


  再查清嘉庆(1796~1820)《澄海县志》,在卷十七选举表中的举人栏中,有“康熙己卯许登庸(见进士)”,进士栏中,则有“康熙乙未许登庸(官太原知县)”。


  莫不是澄海也出了个同名的许登庸?但在这本地方志的下一表“仕籍”中,林林总总列出了大多进士、举人的籍贯所在地,如:“林永乐,蓬洲人。许仕升,鳄浦人。”唯独不见许登庸的仕籍备注。


  再回头查清乾隆《揭阳县志》,在里头的许登庸传中,中举人时间、中进士时间和任职履历,均与上述省志无异。这说明,到山西任职的这位许登庸,不可能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


  由揭阳市源远福利会2018年编印的《揭阳许氏源远堂资料汇编》(以下简作《许氏汇编》)中,详细记述了许登庸在揭阳许氏中的辈分,为揭阳许氏第13代,明明白白道出了许登庸是揭阳人!


  来到这里,情况便有所明朗了,许登庸应该是当年的“高考移民”:揭阳人而以澄海县学学籍的身份参加了乡试和省试,因而被注为澄海人。这种情况,在明清经常见。如此前的明末,“戊辰四俊”中的辜朝荐,就是海阳县(今潮州市潮安区)的学生,以揭阳县学学生身份参加考试,成为揭阳一榜四中的学子。在一些国史资料中,照样把辜朝荐列为“广东揭阳人”。许登庸的情况当与此相似。


  任上兴学育才,返乡栽桃种李


  许登庸在太原任上的政绩,《揭阳县志》和《许氏汇编》均作了详述:在太原,许登庸兴修学校,培育人才。能体恤民生疾苦,唯恐伤民,政声翕然。当时,他参加乡试时的宗师,曾任英德知县的田从典已经从太子老师的位置上成为朝政大臣,对他十分器重,但不久,许登庸便告老还乡。


  许登庸生性孝友,事父以孝闻。弟弟早卒,他抚养侄子视如己出。经常教育子弟以恕为先,宽厚待人。时遇灾荒,他设粥棚接济贫民。晚年受聘为榕城书院山长(今校长),循循善诱,学生多有成就。


  其实,从许登庸的进士第名字变成“大书斋许”(1980年依此府第别称,将方厝前河北岸的状元巷至虎头宫路段命名的大书斋)来看,许登庸在返乡之后是将府第变成办学场所的,不然,就不会出现书斋加姓氏这样独特的宅院名字。


  采访中,我们在书斋许桥南桥头一间房子主人许美炎处得知,大书斋之外还有小书斋。许美炎今年77岁,是许登庸的后人,他说,老祖宗当年还在他如今所住屋后的一间小祠堂上办学,人称那个小祠堂为小书斋。顺着许老人的指引,我们找到了位于鼎甲巷北段西侧的一间小屋子,陈旧和破落可以猜测出屋子的建设年代久远,仔细辨认东西两间小屋和堂前的空地,基本可以看出,这里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小院子,而中间厅子应该就是当年的祠堂了。


  这样看来,进士第最初是被称为书斋许的,当办学规模扩大,有了小河南侧的这间小书斋之后,原来的就被加了个“大”字以示区别。


  我们在本系列第10站《榕江书院:岁月流转廿七秩,文脉恒昌薪火传》讲述过榕江书院创办于乾隆八年(1743),最初的名字是榕城书院。而许登庸在太原的兴学业绩和返乡后在自己的府第及周边办学育才,当是声名远扬的,揭阳知县聘请他来担任榕城书院的山长,也是慕名求贤的行为。


  从“乡饮大宾”到“重宴鹿鸣”


  乾隆《揭阳县志》在说到许登庸的办学成就时,称他“屡就举乡饮大宾”,就是说他常常在政府举办的迎新春乡饮酒宴上,被推举为最高待遇者。他著作有《四书节解》。曾主持修葺揭阳孔庙,撰《重建尊经阁碑记》《重建崇圣祠碑记》,后两文收录于乾隆《揭阳县志》艺文志中。


  乾隆二十四年(1759),又是一个己卯年,也是许登庸中举人60周年。他的老师田从典从北京托钦差给他送来了亲题的“重宴鹿鸣”牌匾。京城来的官员主要任务是给他颁发圣旨,在县城宣化街(今中山路)赐建“重宴鹿鸣”牌坊。


  鹿鸣是鹿鸣宴、鹿鸣筵的省称,是古代官方为顺利通过考试的士子举行盛大宴会“四宴”(鹿鸣、琼林、鹰扬、会武)之一,亦为文科两宴之一。鹿鸣宴在地方举办,因宴会吟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篇章而得名;琼林宴则在礼部举行,因最初起于宋朝的皇家琼林苑而得名。中举人或中进士满一甲子60年者,获准与新科士子同赴宴会,称为“重宴鹿鸣”“重宴琼林”等。


  “重宴鹿鸣”牌匾,今天被悬挂于西马路北市许氏宗祠的大堂上。


  许登庸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获得如此至高荣耀,当是实至名归的。他的大书斋许故居,还有由他而得名的小巷“大书斋”,留在揭阳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长廊里头的,的的确确是一个大写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