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汉中公交司机张某某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身体出现咳嗽、眼冒金星、视线模糊及短暂失去知觉意识的情况，他没有及时告知公司，而是坚持带病工作。2018年11月3日，因为工作中突发昏厥，他驾驶的公交车与11辆车发生碰撞，致2死5伤。近日，张某某犯交通肇事罪被公诉。（11月24日《华商报》）

　　明明身体不适，明明不适合继续扮演公交司机的角色，张某某刻意向公交公司隐匿身体情况。不论是对驾驶技术过于自信，还是出于利益考量不愿意收入减少，带病上岗的公交司机，带着一车又一车的乘客陪自己一次又一次冒险，直到悲剧发生了才悔之晚矣。

　　在过往的道德叙事中，带病工作通常被美化，和恪尽职守、敬业奉献产生了关联。那些带病工作的人们，在舆论场得到了赞赏与激励。伴随着社会变迁，公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越来越受重视，更加注重劳动的可持续性以及人性化，带病工作成为一种需要纠偏的失范行为。

　　公交司机的方向盘，承载着一车人的安危。当公交司机的身体或心理处于一种不健康乃至病态，显然不适合把握方向盘。这不仅是对乘客的保护，也是对公交司机的呵护。公交司机一意孤行、自说自话地坚持带病工作，可能既伤害了乘客，也伤害了自己。与成本相比，带病坚持工作带来的收益可能得不偿失。如果公交司机及时地调试和休整，这起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公交司机并不是永远不知道疲倦也没有情绪情感的机器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爱与痛。面对身体发出的警示信号，这位公交司机既没有及时地求医问药，也没有及时放下工作，而是带病上岗。这样的“以身试险”，说轻一点是不爱惜自己不珍惜生命和身体健康，说重一点就是损公肥私，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绑架了乘客的安全。

　　在平凡的世界里，许多普通劳动者对自己的岗位充满了认同与热爱，即使身体和心理出现了状况，一些人也依然坚持带病工作。责任心驱使，利益驱动，外部压力……每个人都不是孤独的鲁滨逊，“带病工作”的原因或许很多。面对“带病工作”，指望个体的自律自制难免隔靴挠痒，只有让“带病可以休息”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举措并且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公交司机才有底气去休息。

　　如果“带病工作”不仅得不到纠偏，反而得到了激励和认同；那些生病了想要休息的普通劳动者就会陷入“囚徒困境”，最终不得不硬撑。身体出现病痛不适合继续履职，合理的休息是理直气壮的；只有从规则和制度层面真正关心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公交司机带病工作”才不会继续上演。说到底，“带病不工作”并非推诿卸责，而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