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行为疗法是一种综合性、循证的心理治疗方法，最初由心理学家玛莎林内翰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发，旨在帮助人们管理情绪、改善人际关系、应对压力和提高心理韧性的治疗方法。而邪教是严重危害社会、破坏家庭、侵蚀心灵的毒瘤，常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孤独、恐惧、对超自然力量的好奇等对成员进行蛊惑和精神控制。
笔者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发现，辩证行为疗法中的情绪觉察、接纳和调节的理念以及人际效能提升的要点，能为帮扶工作提供实际帮助。二者结合可构建起抵御邪教侵袭的心理防线，避免群众受到邪教的威胁，让涉邪教人员能在健康、理性的心理状态下远离邪教的侵害。以下将通过具体案例，深入剖析辩证行为疗法在邪教帮扶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一、从辩证行为疗法角度分析其心理和行为
（一）案例背景阐述
邱某，33岁，广东廉江市人，小学学历，已婚且家庭负担较重。因家庭、社交和自身认知局限等因素，邱某被“全能神”邪教人员谈论一些邪教伪装下与“基督”“耶稣”相关的话题所吸引，一起观看和讨论邪教组织制作的音乐和视频内容。邪教人员以“神”能够带来健康、免受灾难等荒诞理由，逐步诱导邱某加入邪教组织。后来，邱某因为涉嫌参与“全能神”邪教活动，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过刑事拘留后转为取保候审，由其家属担保带回。
（二）行为背后的心理根源剖析
初期，邱某对反邪教志愿者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态度，回答问题时闪烁其词或沉默寡言。在与志愿者交流过程中，他采取了不问不答、多问少答的方式，“挤牙膏”式地回答问题，声称自己只是参加了一些聚会活动，对于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试图以此试探志愿者的底线。
反邪教志愿者通过了解邱某原生家庭，从辩证行为疗法来分析在其影响下邱某的性格与心理缺陷。邱某出生于广东省廉江市的一个单亲家庭，由父亲独自抚养长大。母亲在他年幼时就离开了家庭，邱某对她几乎毫无印象。父亲有嗜酒好赌的不良习惯，对邱某时常非打即骂，在邱某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给予其正向关怀，也缺乏教育引导，导致邱某长期缺乏安全感。这一系列因素导致邱某形成了多疑、敏感、不信任他人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质使得邱某在面对外界影响时，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健康的人际交往模式。邱某在面对邪教人员的拉拢时，无法正确判断这种关系的危险性，容易陷入其中。而在帮扶过程中，邱某也因为这种性格而难以与志愿者建立起积极的信任关系，阻碍了他脱离邪教的进程。
（三）低文化水平与易受骗的内在联系
反邪教志愿者了解到，邱某仅读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在家，文化水平较低，这使得他社会面接触相对狭窄，同时邱某性格上胆小内向，缺乏相对应的社会认知和独立思考能力。在辩证行为疗法的框架下，这种低文化水平导致的认知局限和人际交往中的盲目性，使得邱某在面对邪教人员的煽动蛊惑时，缺乏足够的理性分析能力。他不能够主动辨别邪教的虚假本质，对于邪教所宣扬的所谓“神”的信仰盲目跟风，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轻信了邪教的歪理邪说，最终陷入了邪教的陷阱。
（四）生活压力与邪教趁虚而入的关系
邱某作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肩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妻子无业，在家照顾他们的一子二女。邱某独自一人在深圳，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需要利用下班时间从事外卖配送等兼职工作，每月的收入全部用于家庭开销，生活十分节俭。在这种情况下，邱某深感孤单寂寞。
从辩证行为疗法的角度来说，这种生活压力和情感上的孤独感使得邱某心理长期处于脆弱状态。此时，邪教人员的出现正好填补了他在情感支持方面的空缺。邪教人员通过一次次热情的陪伴、情感上的交流以及组织聚会学习等手段，逐渐对邱某进行洗脑。邱某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韧性和应对策略，无法抵御这种诱惑，最终误入了邪教的歧途。
二、从辩证行为疗法角度积极探索工作方法
（一）机制构建与责任落实
反邪教志愿者针对邱某的实际情况，结合辩证行为治疗方法，积极探索并推行了“1 + 7”教育帮扶工作机制，其中“1”代表一个帮扶主阵地，“7”则是指“七帮一”帮扶队伍。街道整合了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社区“关爱之家”等多种场所资源，搭建起了针对反邪教人员的教育帮扶阵地。同时，街道还成立了一个由多方面人员组成的“七帮一”志愿帮扶小组。这个小组通过“教育 + 感化 + 扶困”的综合方式，压实帮扶工作的责任，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邱某的教育工作。
从辩证行为疗法的视角来看，反邪教志愿者组织多方面人员组成的帮扶队伍为邱某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系统。不同身份的志愿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邱某予以帮助并施以积极影响，例如，有的可以提供法律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有的可以通过自身经历警示邱某邪教的危害，有的能从法律和道德的层面进行说服，有的可以给予情感上的关怀，有的能提供社区层面的支持，而家庭成员则从亲情的角度进行感化，这种综合的支持系统有助于邱某尽快实现思想脱困。
（二）全面调查与个性化方案制定
反邪教志愿者对邱某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详细了解了邱某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他所遭遇的重大事件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志愿者深入分析并确定了邱某陷入邪教的内因、外因以及问题症结所在，结合实际情况并根据辩证行为疗法中“调节”的理念为邱某制定个性化方案，明确了帮扶工作要达成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实施方法，从而更加精准地针对他的问题进行解决，提高帮扶的有效性。
（三）综合施策的帮扶策略
1.建立信任关系（基于辩证行为疗法的人际关系与情绪调节）
反邪教志愿者首先从建立信任关系入手。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辩证行为疗法中对人际关系和情绪调节的重视。志愿者采用了多种方式来缓和与邱某之间的关系，例如以节日问候、适度的电话访问、多频次的线上留言等方式，向邱某传递关心和善意。这些方式有助于稳定邱某的情绪，减少他的抵触情绪，为进一步沟通奠定基础。志愿者还以生活、工作、家庭等邱某熟悉且关心的方面为切入点，创造有利于对话交流的条件。这是因为在辩证行为疗法中，关注个体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是建立有效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最终，经过长达2个月的铺垫工作，志愿者成功地与邱某建立起了良好的沟通关系，使得邱某对志愿者产生了一定的信任，不再像初期那样充满抵触，为后续的帮扶工作打开了局面。
2.认知重塑与邪教本质揭露（辩证行为疗法中的认知矫正）
反邪教志愿者针对邱某的症结点，精心组织了一系列的认知矫正活动。首先，组织邱某观看《袁隆平》《同心战“疫”》《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等充满正能量的主题视频。从辩证行为疗法的角度来看，这些视频内容能够有效驳斥邪教所宣扬的虚假谎言。如邪教宣称的“没有‘神’的世界是饥荒”“疫情是‘神’降下的惩罚”等言论，在这些视频中所展现的人类依靠自身努力克服饥荒、战胜疫情的事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通过这种对比，志愿者启发邱某重新审视他现在脱离“神”（即邪教）、远离邪教后的生活、工作现状，让他认识到没有邪教所谓的“神”的干预，生活依然可以正常运转，而且充满积极意义。
此外，反邪教志愿者还组织邱某学习《国内外邪教透视》《邪教内幕》等专门揭批邪教的文章和视频等资料。通过学习这些资料，邱某能够深入了解那些以“神”之名传播邪说的邪教组织的共性特点，从而形成比对思考。这有助于邱某从认知层面上彻底认清邪教的本质，打破邪教在他头脑中构建的虚假认知体系，重新构建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3.以案释法攻心（辩证行为疗法中的行为改变策略）
志愿者选取了“5·28杀人案”“陕西杀妻案”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案例，向邱某详细介绍邪教在敛财、害命、破坏家庭等方面的现实危害。从辩证行为疗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具体的案例是非常直观且具有冲击力的行为改变刺激因素。邱某通过了解这些真实发生的案例，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邪教组织的罪恶本质，从而引发他内心深处的反思。他开始思考自己与邪教的关系，以及如果继续参与邪教活动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自我反思是行为改变的重要前提，能够促使邱某在行为上逐渐远离邪教相关活动，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四）巩固成果与工作启示
在完成了对邱某建立关系、进行心理铺垫、开展正面教育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志愿者持续开展帮扶行动，不断强化邱某对邪教危害的认识，使邱某能够彻底认清邪教的本质，进一步巩固帮扶成效。从辩证行为疗法的角度来看，邱某在认知、情绪和行为等多个方面产生了全面转变。他在认知上彻底摒弃了邪教的观念，在情绪上不再被邪教所营造的虚假情感所左右，在行为上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从而实现了从深陷邪教桎梏到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彻底转变。
三、案例启示
（一）多部门协作增强帮扶力量（辩证行为疗法中的环境支持）
志愿者探索的“1+7”教育帮扶工作机制充分体现了多部门协作的重要性。从辩证行为疗法的角度来看，相当于为邱某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环境支持系统。在这个机制下，由多方人员构成的志愿者以及邱某家庭成员组成的“七帮一”帮扶小组能够共同发挥作用，不同部门的志愿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为邱某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持和引导，而家庭成员则从亲情的角度给予邱某情感上的支持和感化，极大地增强了帮扶的力量，为邱某的转变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他克服邪教思想的影响，回归正常生活。
（二）建立信任关系与人文关怀的关键意义（辩证行为疗法中的人际关系核心）
在整个帮扶过程中，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并且给予邱某人文关怀是最为重要的环节。由于邱某最初并不理解帮扶工作的意义，所以产生了逆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必须以极大的耐心、真心和正气来维护与邱某之间的帮扶关系。这需要志愿者在生活上给予邱某关心和爱护，不断地针对邱某的心理变化开展疏导工作，让邱某能够切实感受到真诚和善良。从辩证行为疗法的角度来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个体心理和行为改变的重要基础。在这个案例中，志愿者与邱某之间建立起的信任关系，构成了这种积极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能够帮助邱某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增强他对正常社会生活的向往，从而更加愿意接受帮扶工作的引导，逐步摆脱邪教的控制。
（三）正向教育引导法的潜移默化效果（辩证行为疗法中的积极引导与行为塑造）
在对邱某进行教育帮扶的过程中，针对他文化程度较低、认知较浅的实际情况，正向教育引导法在潜移默化中促使邱某改变了思想看法，使他能够主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坚定地表示要脱离邪教，不再参与任何与邪教相关的活动。从辩证行为疗法的角度来看，这种正向教育引导法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塑造策略。通过提供正面的信息、正确的价值观和合法的行为准则，逐步引导邱某的行为朝着符合社会规范和健康生活的方向发展，使邱某能够从邪教的泥沼中彻底解脱出来，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