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邪教问题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面临的重要风险隐患。尤其在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其传播路径日趋隐蔽多元,渗透策略更显复杂精细,所引发的社会影响不仅呈现显著的不确定性特征,更表现出群体性极端化的演变趋势。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选取2014年山东招远“5·28麦当劳命案”作为典型研究案例,系统解构邪教信仰诱发极端暴力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及现有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整合大数据精准治理、基层网格化联防联控、沉浸式反邪教教育宣传等多维治理路径,构建具有前瞻性的反邪教精准防控体系。研究旨在推动反邪教工作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战略转型,并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最终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御邪教侵蚀的思想防护网络。
【关 键 词】风险社会;反邪教治理;精准防控;招远案;群体极端化
一、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首次提出的概念。风险社会理论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风险的产生、管理和应对方式。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不再是偶然的、局部的现象,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这些风险往往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如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全球化等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健康隐患、金融危机等。风险社会理论强调,这些风险不仅仅是技术或自然现象的结果,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的产物。
邪教问题正是这一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社会风险形态,其发展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革新、社会结构松动和个体信仰真空的扩大,极易在社会裂隙中滋生,并诱发严重的极端事件。2014年发生在山东招远的“5・28麦当劳命案”,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一起邪教暴力事件。5名“全能神”成员在公共场所当众将一名当面拒绝加入其组织的无辜女性残忍杀害,且案犯行凶过程冷血、逻辑极端、毫无悔意。案件引发社会巨大震动。
本文旨在以风险社会理论视角重新审视邪教问题的本质,通过分析“招远案”的诱发机制与教训启示,探讨适应风险社会特征的精准防控路径,推动形成制度化、科技化、常态化的反邪教工作体系。
二、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邪教问题特征
(一)传播方式去中心化,风险扩散速度快
现代传播媒介特别是社交平台的发展,使得邪教组织突破地域、身份、场所限制,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向个体渗透。相比传统线下秘密聚会模式,“全能神”等组织早已建立成熟的网络化宣传系统,利用加密软件、匿名群组等方式诱导发展成员。风险从静态渗透演化为动态扩散,难以封堵。
(二)认知结构碎片化,信仰空缺易被渗透
“风险社会”加剧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预期。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科技进步与生活便捷,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以不可预测、难感知的方式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部分人群尤其是心理脆弱者、社会边缘群体,在家庭支持系统弱化、社会联结感下降的情境中,极易形成对“救世主”“超自然力量”的精神依赖,构成邪教组织重点“筛选”对象。
(三)群体极端化倾向明显,公共安全风险易发
“招远案”中的凶手将“不配合”的路人视为“恶魔”,从逻辑认知到行为决策均表现出极端化特征。这一现象表明,一旦邪教思想在小群体中完成闭环强化,其成员将极易失去社会认知能力与基本伦理判断,转向暴力。
此外,极端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往往经历了“价值断裂—信仰输入—行为强化—集体共鸣”的全过程。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极化”理论指出,在同质化团体中个体倾向于采纳比自身初始态度更为极端的观点,以寻求认同与归属感,这在封闭的邪教环境中尤为明显。
招远案中的邪教成员长期浸润在“全能神”歪理邪说的封闭系统中,逐步将其内化为唯一认知标准,对外部世界形成排斥、敌视。这种心理机制与恐怖主义群体洗脑路径高度相似,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与爆发性,在公共场所具备极大不确定性。
三、以“招远案”为镜:风险识别与治理困境
(一)社会支持系统断裂,个体抗风险能力薄弱
邪教组织成员多数为长期与社会脱节的个体,在家庭功能缺失、就业流动大、情感支持真空等情况下,逐步滑向邪教组织。这揭示出,当前反邪教工作离深入触及个体真实需求仍有一定提升空间,缺乏“心理免疫”式的预防机制。
当前社会治理过于聚焦宏观指标,而对微观层面的孤立人群关注不足。尤其是在数字鸿沟明显、城市边缘区域、农村留守群体中心理支持机制缺失、公共服务资源下沉不足,极易导致邪教组织“填补空白”的局面形成,社会支持系统的断裂与邪教渗透点高度重合。
(二)信息监管滞后,网络邪教组织蔓延迅速
邪教组织对数字平台的利用日趋系统化。他们运用话术训练、虚拟身份、算法流量等手段,对目标群体实施“精准诱导”。尤其是利用大数据推荐机制将易感人群包围在信息茧房中,强化其世界观偏执化。现有监管体系缺乏多语境识别技术、跨平台联动机制与实时剖面分析能力,致使风险信息穿透力强、隐蔽性高。
(三)应急干预机制单一,缺乏风险联动反应
案件发生前折射出传统治理模式在应对突发极端事件时存在显著滞后性,尚未形成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动态联防联控机制。在风险演化初期,社区、网格、家庭等第一接触面责任模糊,信号感知弱;在风险发酵阶段,缺乏心理干预与干预权力赋能。
四、构建精准防控机制的路径思考
(一)以数据驱动预警体系,实现风险识别前置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构建智能化监测分析体系,通过多源数据融合技术整合跨领域管理主体信息资源,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重点关注对象特征模型。研判包含异常行为模式、特定信息接触频次、特殊群体动态等维度的风险指标知识库,强化风险研判的前瞻性。
同时,采用概率统计模型对特定文本特征、社群交互模式及用户活动规律进行非精确化关联分析,形成“系统筛查+人工研判”的双轨预警流程。强化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严密防范邪教组织依托互联网平台实施渗透活动及破坏行为。
(二)以“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构建联防联控网格
针对邪教组织的特性,需建立跨领域、多主体的协同防控机制,凝聚整体合力。发挥政府统筹引领作用,系统制定反邪教治理规划与政策框架,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统筹资源调配与行动部署,确保治理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激活社区、学校、家庭、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前哨作用”,社区通过网格化管理织密日常监测网络,学校将反邪教教育融入德育体系培育青少年辨识能力,家庭发挥情感纽带功能及时发现异常苗头,社会组织(如心理咨询机构、公益团体)提供专业支持。
(三)以场景化教育增强公众心理免疫力
推动反邪教教育向“体验融入”转型。结合深圳市已有的反邪教阵地建设经验,如深圳市“国家级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光明区“法治文化公园”等典型场景,积极探索案例还原、互动体验、VR模拟等沉浸式传播手段,引导群众在真实情境中认知邪教危害、增强防范意识,逐步筑牢社区层面的心理免疫防线。
鼓励将反邪教知识纳入思政课、心理课、法治课内容设计,开发中小学适龄教材、家长课堂视频等,实现教育内容“学段化”“年龄分层”,增强实效。对高校与社区青年群体,开展剧本杀、互动讲座、微电影等“寓教于乐”式反邪实践,破除传播乏力的尴尬。
(四)创新心理干预“补丁机制”,筑牢风险群体防护屏障
将心理健康服务深度嵌入反邪教防控体系,针对原邪教受害者及家庭,构建“评估—疏导—修复”全链条心理干预机制。也就是通过动态心理评估精准识别风险,开展个性化情绪疏导化解心结,实施家庭关系调适修复社会联结,重点阻断因情感支持缺失、社会融入困难导致的“思想反复与行为回流”隐患,系统搭建长效社会支持网络。
同步完善心理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基层心理援助服务平台,提供“一对一”专业咨询;建立“社区工作者+心理专家”智能转介机制,实现风险预警、危机干预与康复指导的无缝衔接,形成“前端预防—中期干预—后期康复”全周期闭环管理,全面提升风险群体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能力。
五、结语
“招远案”引发社会深度思考的核心,在于邪教组织暴力行径背后暴露的社会风险识别乏力。在风险社会视域下,极端思想与暴力倾向的传播,不再受限于场域、群体或职业身份。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转变思维,从打击末端转向识别前端,从宣传应对转向系统干预,从单一执法转向多元协同。
构建精准化、数据化、智能化的反邪教防控体系,其战略价值不仅在于遏制邪教组织蔓延,更在于维护社会安全感的集体认同、法治秩序的权威根基与核心价值的共识凝聚。唯有将风险治理理念深度嵌入社会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见”跃迁,方能系统性构筑抵御邪教侵蚀的制度防线与社会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