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人民银行将研究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对于疫情以来违约在一定金额以下且已归还贷款的个人违约信息，将在征信系统中不予展示。这项措施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由人民银行会同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技术准备，计划在明年初执行。

　　征信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购房等关键金融活动，一旦出现违约记录，当事人往往在一切金融乃至就业领域都要被贴上负面标签，受到诸多限制。对于那些因为疫情影响偶然违约的普通人来说，整个人生都将被此波及。人民银行此举，不啻为春风化雨般的暖心举措，在严苛的规则内，留下了允许“人生重启”的空间。

　　实质上，类似的允许过错人“从头再来”的举措，在经济领域之外，已经先行于刑事司法制度的探索中。例如，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使轻微犯罪人能够告别“前科”，从而更好地回归社会。

　　为何对不良记录宽恕、封存的探索成为近年的热点？这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法治建设进程自然导向的结果。随着中国国民素质和城市化、现代化水平的稳步上升，法律法规体系日益完善，密密层层的“法网”构成了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保障。然而，其“副作用”也显现出来。更关键的是，由于人的原子化，“信用”和“档案”成为了陌生人社会中识别一名个体最重要的标签。不良记录对人的影响较过去而言更加严重，往往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果，在监狱、拘留所、金融机构的“有形惩罚”过后，还要面临社会道德观念和舆论的“无期徒刑”。对于犯下轻微过错的行为人，这些记录宛如古代的墨刑——刺字本身的痛苦是暂时的，但屈辱却是永久的。

　　这一现象并不合理，应当得到纠正。一方面，它使得过错与惩罚完全不相当，违背了公法领域的比例原则——也即，一个人犯多大的过错，其惩罚应当不多不少，不能小过而重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人而言，当刑期结束之时，其所受惩罚就应来到终点；此后再有各种限制、掣肘，便是对他们的不公。另一方面，它为社会带来大量不稳定因素。许多犯轻微过错的人只被判处较短的刑期，甚或只是在拘留所关押数日、在征信上留下几笔印记，却被永久地阻断了回归正常人生活的路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过错的零容忍，实际是逼迫这些游走在法治边缘的、本能挽救的人跌落到更深的深渊中去。因此，尽管法网必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而越织越密，但对不慎触法者也要有充足的救济措施。

　　关于酒驾问题的制度史，正是人们的认知逐渐发展的生动典范。21世纪初，随着人民逐步富裕和机动车的普及，酒驾、醉驾现象越发猖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因此，将醉驾入刑便已是众望所归，写进了《刑法修正案》。然而，其弊端也慢慢浮现：交通肇事的发生率的确显著降低，然而有许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被重判的案例。这无论对于他们自身，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是损失。因此，2023年，多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予立案；同时，对一些醉酒驾车的恶劣情形从严处罚、毫不手软，彰显了法律宽严相济的精神。

　　从征信到酒驾，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无时不行走在叠床架屋的规则之上。这是人类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现代城市生活而做出的创新和改变，但在无意间触犯一二法条，也是值得宽宥的。一个不宽容的、不留余地的制度，难以期待他人的遵守；只有以信任鼓励“知错能改”，用制度保障“从头再来”，我们才能用弹性守护法治的温度和社会的未来。

　　本文为红辣椒评论 原创文章，仅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红网立场。转载请附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hlj.rednet.cn/nograb/646954/63/153907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