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星新闻11月5日报道，近日，24岁外卖骑手王某在家中猝然离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报道，王某在事发前已向站长表示自己“扛不住了”，还坚持送完了最后几单；当他因高烧请假时，得到的回应是“需要提供医院证明”。这纸冰冷的证明，他最终也没能来得及开出。

　　在这起悲剧中，涉事公司的回应是“事情正在处理中”。比个案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外包”这一用工模式正在被某些企业异化为逃避责任的工具。在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外包”自诞生之初就被视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的手段，可是在实践中，部分外卖平台或大型公司却利用“外包”投机取巧，通过层层转包的架构，使骑手在形式上不再是直接雇员，从而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规定的社保缴纳、工伤保险、带薪病假等法定责任与义务。

　　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操作带来了两重困境：一方面，享受着骑手劳动红利的平台方得以隐身幕后；另一方面，处于链条末端的小型外包公司往往资本薄弱，无力承担重大风险。最终，骑手的权益保障陷入权责不清的真空地带。

　　从管理层面看，“感冒了要下班”却仍需送单，“请假需提供医院证明”等细节，暴露了“外包”制度的管理僵化。对于一个体力劳动者而言，感冒发烧已是身体发出的明确警报。要求一个自觉“扛不住”的人，为获取基本休息权而先行前往医院开具证明，这不仅违背了人之常情，更是将管理便利凌驾于劳动者健康之上。这种冷漠反映出“外包”模式下责任链条断裂带来的深层次问题。

　　而当悲剧发生，这断裂的责任链更让维权举步维艰。依据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的核心通常需证明事故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要件（即“三工”要件）。对于王某“在家猝死”这一情形，“家”能否被认定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感冒发烧”与“送单劳累”之间的因果关系又如何证明？这给了企业巨大的抗辩空间。更根本的障碍，源于“外包”模式切断了清晰的法律纽带，劳动关系的模糊，使得工伤认定面临重重障碍。家属在悲痛中，还要面对确定告谁、如何举证、怎样应诉的重重关卡。此刻，企业“正在处理”的回应，显得如此疏远而无力。

　　纵观这起悲剧，“外包”模式在此间被异化为部分企业的“免责盾牌”。它将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转嫁给了最脆弱的个体，而将利润留在了体系顶端。若我们仅仅哀悼，却不从根本上修正催生悲剧的规则，那么“骑手之死，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法律的约束必须穿透“外包”的重重迷雾，让真正的用工主体无处遁形。这不仅是制度的完善，更是一场关于尊严的重建。

　　生命的价值永远不该被简化为商业报表上的成本数字，当每一位劳动者的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保障，我们才真正走出了发展的迷思。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底线，也是对逝去生命最沉重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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