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种风尚在年轻群体里再度流行，从对《红楼梦》索隐派的推崇、“悼明”说引发关注，到《大明王朝1566》《人民的名义》等影视作品的重读，再到各种古风歌曲的意象被贴上“隐喻”的标签。在某音乐平台的收藏夹里，这类音乐还被打上“进步小曲”等词汇。

　　年轻人对权力叙事的重读、解构与迷恋，从来不是新鲜事，它更像一种周期性的“社会心理流感”。对权力叙事的迷恋，本质上是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对“确定性”“掌控感”的极致渴求。

　　在中国漫长历史里，权力叙事几乎等同于唯一的“正道”。年轻人的这种迷恋，过去被称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或者更直白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古代书生寒窗苦读时，最流行的精神食粮是那些讲述寒门子弟一朝高中、连中三元，从此“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在当时的功能，与如今“穿越官场爽文”的流行、《人民的名义》的重读并无二致。它们都提供了一套“阶层跃升”的剧本，通过掌握某种核心资源（知识、权谋等），瞬间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他人的敬畏。

　　步入近现代，随着媒介更迭，权力叙事的载体变成文学与影视作品，年轻人的迷恋方式也随之改变，从“入仕”转向“围观”与“解读”。

　　上世纪 80 年代，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风靡一时，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奋斗史，本质上也是权力叙事的一种变体，核心是通过个人奋斗获取社会地位；上世纪 90 年代，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红遍大江南北。这不仅是历史小说的流行，更源于当时社会转型期，人们对“秩序重建”与“强人政治”的心理期待。年轻人通过阅读，仿佛能触摸到那个庞大帝国运转的脉搏，这种“翻云覆雨”的历史感，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心理满足。

　　将目光拉回当下，年轻人对权力叙事的迷恋呈现出“考古化”与“赛博化”的特征。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故事，而是像侦探般“考古”。无论是挖掘《红楼梦》中的政治隐喻，还是将古风 DJ 歌曲视作“进步小曲”，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智力游戏”。

　　年轻人从中收获的不仅是知识带来的快感，更是一种“掌握真相”的权力感。这种“解谜”的快感，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现实中难以获得的决策权。在这种“权力模拟”里，他们无需承担现实职场的风险，却能体验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力优越感。

　　但从古至今，年轻人迷恋权力叙事的内核从未改变，那就是对平庸的恐惧与对非凡的渴望。他们潜意识里追寻的是“确定的答案”与“绝对的力量”。权力叙事恰好提供了宏大的历史感与使命感，填补了传统宏大叙事衰落后的意义真空。

　　当个人努力越来越难以对抗系统惯性时，权力叙事便成了强大的心理代偿机制。年轻人通过重读、解构这些宏大故事，试图在混乱现实中找到某种逻辑，即便这种逻辑只存在于虚构文本或音乐隐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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