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敏（重庆大学）

　　“厅官父亲”是短剧演员，“模特母亲”是家庭主妇，“世交哥哥”是情感博主，“怀孕证明”是网购假货。据新京报报道，2025年12月8日，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骗婚案，化名尹小迪的被告人尹立肖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继续追缴尹立肖违法所得89140元，发还给被害人。

　　当“雇人演家人”“造假证骗信任”的短剧剧情照进现实，我们不得不追问：如此漏洞百出的骗局，为何能够突破常识防线、屡屡得手？其背后暴露出的是个人认知短板、社会监管盲区与法律惩戒漏洞。

　　骗局得逞的核心，在于诈骗者精准拿捏了婚恋市场的心理软肋。尹立肖精心打造的“富家千金+高官后代”人设，用高档穿搭、虚假陪嫁承诺画下的“阶层跃升”大饼，恰恰击中了部分人急于通过婚姻改变现状的焦虑心理。

　　更具有迷惑性的是，她将骗局包装成“家庭剧”，雇人扮演父母、哥哥，用传统结婚习俗强化真实感，让受害者在“见家人、办婚礼”的传统验证逻辑中放松警惕。这种“情感+利益”的双重诱导，使得受害者即便发现身份证信息矛盾、对方人设出现反差等反常细节，也选择自我说服、不愿戳破。

　　监管环节的多重空白，也为骗局提供了可乘之机。从道具准备到传播引流，尹立肖的诈骗链条几乎未遇阻碍：假孕检单、假存单、假金条在电商平台一键可购，无需任何资质审核；情感博主以“调解感情”为名参与骗局，其社交账号仍能正常运营引流；婚介与短视频平台未进行身份验证，让虚假人设得以轻松传播。

　　更值得警惕的是，“先办酒再领证”、现金支付彩礼的地方婚俗，进一步给诈骗分子创造了操作空间。尹立肖以“回门宴摆盘”为由索要现金彩礼，既规避了转账留痕，又利用婚礼仪式的公信力打消受害者疑虑，而相关部门对这类婚恋场景中的异常行为又缺乏预警机制。

　　法律层面的界定难点与惩戒力度，未能对此类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此类案件多以诈骗罪定罪，但需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当诈骗者以“感情纠纷”辩解时，举证难度极大。

　　尹立肖虽已登记结婚却再办婚礼，形式上符合重婚要件，但因缺乏“真实结婚意图”未被认定重婚，仅以诈骗罪获刑4年6个月，这种判定虽符合法理逻辑，却让公众产生“惩戒不足”的观感。

　　更关键的是，对于参与骗局的“演员”“中介”等从犯，因“是否知情”举证困难，让多数参与者逃脱追责，难以形成全链条打击，导致此类团伙化、专业化骗婚案屡禁不止。

　　尹立肖案的荒诞之处，恰是现实问题的集中投射。当婚姻中的信任被当作可操纵的道具，当监管漏洞为诈骗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最终伤害的不仅是受害者的财产与情感，更是整个社会的婚恋诚信体系。

　　遏制此类骗婚乱象，既需要公众擦亮双眼，摒弃“婚姻投机”心理，通过正规渠道核实对方身份、保留财物往来凭证；更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与防范力度，电商平台严控虚假道具销售，社交与婚介平台需落实身份认证，公安、民政、银行联动预警异常婚恋行为。同时，法律层面可细化“以婚骗财”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从犯追责依据，让法律惩戒真正发挥震慑作用。

　　婚姻的本质是真诚与责任，而非精心编排的骗局。唯有堵住认知、监管、法律三重漏洞，才能让“短剧式骗婚”无处遁形，让每一段婚姻都建立在真实信任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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