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兴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度报道，曝光多起群众通过政务平台、12345热线反映公共问题后，个人信息遭泄露、本人及家人被基层部门施压的典型案例。环保举报者被精准联系施压、违建投诉人信息流转至被投诉方、合理诉求者遭“封口费”利诱，一系列乱象刺痛公众神经。

　　当群众行使监督权利的正当发声，沦为被“精准定位”的打击对象，当政务渠道的保密承诺沦为一纸空文，不仅寒了民心，更拷问着基层治理的底线与政务隐私保护的成色。

　　群众通过正规政务渠道举报污染、违建、公共服务疏漏等问题，本是行使公民监督权、参与社会治理的正当途径，更是推动基层发现问题、整改问题的重要力量。政务平台、12345热线设立之初，便以“保密承诺”打消群众顾虑，保障公众敢说话、能监督。

　　然而现实中，这份承诺屡屡被突破：刘先生举报养殖尾水污染后，不仅被环保部门要求“好评”，个人信息还被泄露给乡镇工作人员施压，甚至被牵连亲属；杨女士反映化工厂污染问题后，被乡镇干部精准找到，家人被迫放弃村干部竞选；邱先生投诉小区违建后，举报工单直接流转至物业公司，个人信息被转发给被投诉方。一桩桩案例中，基层部门非但未履行保密义务、解决群众反映的公共问题，反而滥用信息流转权限，将保密承诺抛之脑后，用权力“精准定位”举报人，以施压、封口、牵连的方式压制群众声音，上演了一出出“解决举报人而非解决问题”的治理闹剧。

　　承诺保密却肆意泄密，背后是基层权力边界失守、保密制度执行悬空的双重失序。

　　从制度设计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信访工作条例》及地方政务热线管理规范，均明确要求严格保护举报人隐私，严禁泄露投诉人个人信息，上海等地的地方性法规更是直接规定“受理举报的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但在基层实操中，这些刚性约束沦为摆设：政务工单流转环节权限管控宽松，物业、乡镇工作人员等非核心处理人员可随意获取举报人手机号、住址等敏感信息；部分基层部门面对群众监督，滋生懒政避责心态，不愿直面污染整改、违建拆除等复杂问题，反而将泄露信息、打压举报人当作“维稳捷径”；加之泄密行为惩戒力度偏弱，多以内部处分、小额罚款了事，违法成本远低于违规获利，最终导致保密承诺彻底沦为应付群众的口头噱头，政务隐私保护的底线被反复击穿。

　　群众发声被精准打压，伤害的不仅是举报人个体权益，更是政务公信力与基层治理根基。政务渠道的核心价值，在于搭建群众与政府的沟通桥梁，保障公众监督权利、收集民生诉求。当公众发现，自己基于信任提交的个人信息会被随意泄露，合理监督会换来精准施压，最终只会选择沉默失语。

　　久而久之，群众不敢再反映问题、不愿再参与监督，公共领域的污染、违建、服务缺位等顽疾无人发声，基层治理陷入“信息闭塞、问题积压”的恶性循环；而政府部门失去群众监督的有效反馈，治理决策将脱离民生实际，政务公信力在一次次失信中持续透支，数字政府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基也随之动摇。

　　基层治理的本质，是倾听群众声音、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难题，而非压制群众监督、堵塞民生渠道。筑牢政务隐私保护底线，守护群众发声权利，已是刻不容缓。一方面，需完善政务信息流转全链条监管，压缩工单流转层级、明确各环节保密责任，对举报人信息进行脱敏处理，严控敏感信息接触权限，建立“谁经手、谁负责、谁泄密、谁担责”的追责闭环；另一方面，需加大泄密行为惩戒力度，提高行政处罚上限、明确民事赔偿标准，对滥用权力泄露信息、打压举报人的公职人员依法严肃追责，破除基层“捂嘴”惯性；更重要的是，基层部门要转变治理思维，正视群众监督的价值，将精力放在解决群众反映的公共问题上，而非用权力压制群众声音。

　　群众发声不该被“精准定位”，保密承诺更不该沦为空谈。唯有真正敬畏群众监督权利、筑牢政务隐私保护防线，让每一位敢于发声的群众都能得到安全保障，才能重拾公众对政务渠道的信任，让群众监督成为基层治理的正向力量，推动社会治理朝着更公平、更透明、更惠民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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